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及与新古典经济学关系的演变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成为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演变趋势。以行为经济学导引的大量学术研究，渗入微观经济学、博弈论、宏观经济学，乃至金融学、管理学、环境经济学、法经济学等广阔领域。然而，早期的行为经济学与占据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却呈竞争关系，一度导致行为经济学边缘化。但近30年来，二者的关系从竞争走向互适，并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形式被广泛接纳与应用。

这一前后反转的内部演进动力在于：一方面，随着新古典理论面对的社会经济关系愈发复杂，其单一的理性人模型难以应对新的经济实践问题，客观上需要重新审视其理论的实证基础；另一方面，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也为理论界重构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基础提供了可行条件。这两方面因素共同推动了行为经济学的产生，并使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由最初的相互竞争逐步走向互适与统合，充实了西方主流学派的主观主义心理分析。厘清这一经济思想史重大事件背后的内在动因与深刻意涵，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过去数十年间的演变逻辑与趋势特征，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及经济理论构建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行为经济学的缘起：新古典经济学主观主义研究的困境

一般认为，行为经济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通过为经济理论提供更多来自心理学的实证基础，以提升经济理论的解释与预测效力。但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尤其自新古典经济学出现以来，它其实一直在寻求如何于理论中引入关于人类主观心理动机的一般性假设，这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经济学对其理论的实证基础不断进行推寻和调整的过程，而行为经济学的产生即是这一进程在当代的重要表现。

所谓主观主义研究，系指从主观有意识的动机出发来探讨个体经济行为，再进而拓展到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这一研究倾向在英国古典经济学时代就已显露端倪。如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就对决定人类行为的各种心理动机表达了极大兴趣，而杰里米·边沁则试图构建一个基于主观心理计量的效用理论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然而，彼时的心理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无法为经济学的主观主义研究提供可靠的实证基础。因此，古典经济学只能将其理论体系更多地建构于“客观”法则之上，强调技术与生产条件对经济现象的决定作用，而对于经济系统中的人的主观心理因素，仅停留于对自利动机的简单描述上。

然而，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心理学在德国的兴起，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逐步确立。这使得以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等为代表的“边际革命”者，有机会借鉴这一新兴学科的实证证据，提出应以可量度的效用最大化作为一切经济问题的分析起点，从而构建了一个完全基于主观心理学经验法则之上的理论体系。

在这种早期的新古典理论架构下，效用的可量化测度一再受到强调，因为这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实证基础是否可靠的保证。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并未发展出一套测度效用的科学方法。而如果效用得不到精确测度，那么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将变成建立在不可检验假说之上的空中楼阁，其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学命题将难以具备可靠的实证依据。为了应对这一理论困境，新古典经济学不得不对其实证基础做出进一步调整，转而主张应将经济理论构建于可观测的个体行为特征之上，而不应构建在难以观测的主观感觉之上，但直至心理学自身完成了重大转变之后，这一主张方为切实可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兴起，成为转折的标志性事件。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于美国兴起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并不关注心理变量的测度和分析，而是以探索人的行为规律为研究目的。行为主义者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只是外界刺激下的可观测反应，因此心理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而不是个体的内省过程。由于对“刺激-反应”的考察可在实验室内实现重复观测，因此在经验上确保了其理论的科学性。但使用“刺激-反应”的简单公式，难以说明人类高级行为的复杂性，尤其是同一刺激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不同反应，因此部分行为主义者提出应在“刺激-反应”之间加入“中介变量”，用以强调个体行为的目的性，即如果行为目的是确定的，那么同一刺激会由于环境变化而引发不同的行为反应。

文章来源：《经济学家》 网址: http://www.jjxjzz.cn/qikandaodu/2020/1004/5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