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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沟壑科学创新走出死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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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与创新，仅一字之差，却被经常连用或任意混用。“创新”，本义是指在原有事物上引入新东西或新概念，制造新变化。作为一个严格的学术用语，“创新”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主要指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熊彼特看来，商业组织职能之一就是把新发明、新创造引入生产系统进行商业化应用。而“创造”，本意是制造前所未有的事物，科学中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突破，以及新发现均可称为创造。从这种意义上讲，创新与创造都有优化、更新之意，但本质不同的是，创新是量变，而创造是质变。创新是对发明创造的开发、挖掘与应用，是创造力的外化。创造一般是个体行为，而创新一般则是复杂的组织行为或过程。创造通过创新在市场落地和应用。也就是说，创造要通过创新这个市场媒介才能实现。在创造与创新实现之间有一段自然时间延迟，延迟时间有长有短，比如晶体管从发明创造到实践应用仅5年时间，而传真机却耗时145年。

创造与创新之间的距离，长短不一，且大部分因无法转化沉没，因为它们之间隔着一条“死亡谷”。

“死亡谷”的说法，最早由美国国会议员Vernon Ehler提出，该说法形象地表述多数发明创造因缺乏外部支持或被发现不具有商业性而处于“死亡谷”状态。一项科技成果从研究到开发，再到技术转让和产品上市，需要经过一段孕育时间，最后还要通过商业化操作才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创造发明就已经“胎死腹中”，还有一些成果好不容易走到了产品阶段，却由于不能被市场或消费者接受而被迫“死亡”。

如何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研发成果90%打水漂

2019年2月，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和学术政策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在科研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该研究机构以2016年至2018年3年的论文平均数计算，中国科研人员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为篇，位列世界第一，高于美国的篇；德国为篇，居第三位；日本为篇，居第四位。

科学论文产出数量是显示一国研发活跃程度的基本指标。我国自然科学论文数量全球排名第一，意味着我国对科研投入资金多和研发人员多。统计显示，2018年我国研发经费3.8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10%；美国为3.96万亿人民币，比上年增加5%，保持了第一位，但我国与美国差距日益缩小。从增速看，2018年我国研发投资额是2000年的10.2倍，而美国投资额仅为2000年的1.8倍，远低于我国。

但从科技成果转化率方面看，我们的优势便不存在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据，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10%，比美国60%转化率低50个百分点。按照转化率衡量，政府用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换来的研发成果，有90%打了水漂。

姑且不论由于科研体制和技术转移方式不同，中美两国在科技成果转化率统计方面存在差异，但我国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对外依存度高达40%以上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科研所用的高精尖仪器和软件几乎没有国产，严重依赖进口，还有制造芯片的高端光刻机，也一直被欧美卡脖子。虽然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量世界第一，但自主品牌出口不足10%。这起码说明国内在科研领域基础支撑方面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

30多年尴尬的轮回

一方面是专利授权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另一方面是专利转化率平均不到15%；产业化率更低，不到10%。企业拿真金白银支持创新，可大量专利成果却又被束之高阁。钱没有花在刀刃上，难怪人们会有抱怨了。不过，抱怨归抱怨，冷静分析，这现象其实也不足为怪。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认识误区，那就是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因为对成果转化投入过低和重视不够造成的。其实不然，根本原因是众多科研成果或是脱离了社会需求或是没能成为真正的成果所造成的。也就是说，90%以上的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成果不是成果。

图1 构建了政策指引、体制支撑、机制保障和监督作用流程图

我国自2006年明确“自主创新”的国策以来，至2019年，我国在研发投入、专利数量等领域均世界领先，中兴通讯以取得的发明专利占所申请专利总量93.39%的比例称霸全球，举国欢腾。但是拿“死亡谷”地图冷静分析就会明白，这不过是表面繁荣而已，相当数量的发明创造在酝酿之初就匍匐在死亡谷底，根本无意进行商业转化。虽然政府强劲发力激活了产学研能量，并创造大量成果，但大量既没有价值也没有市场的成果并非带着转化目的面世的，它们既是来到了自己的家园，也是来到了自己的墓地。企业为了获取政府减税、信贷支持等，组织力量进行创造，然后以专利形式申请官方认可和法律保护；教授为了获得科研经费、完成考核指标等目的，申请专利；各路精英为了毕业证书、为了城市立足等理由进行创造，都与转化为生产力无关。因而，在中美贸易战中，面对中兴通讯的危机，每一个信息技术工作者都会在心中默默流泪，但面对核心技术基本依赖美国这一现实，所有的伤感又都无济于事。30多年前，中兴通讯在“七国八制”围剿中起步，在技术封锁中诞生。30多年后，中兴通讯又回到了技术封锁原点—仍然被美国芯片、核心零部件卡住了脖子。30多年尴尬的轮回，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科技企业现状—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

文章来源：《经济学家》网址: http://www.jjxjzz.cn/qikandaodu/2021/0518/1038.html